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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贵族学校教书,却把农二代的孩子送进世界名校"

Jade 顶思 2021-11-12


一方面,他是上海平和双语的“网红”老师,这所学校聚集了全上海最精英家庭的子女;一方面,他为农名工的孩子创建了一个公益学校,近二十年间,他把一批批农名工子弟的孩子送往国外留学,改变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命运......


文 | Jade

编 | Coral


2010年的愚人节(4月1日),一个女孩收到了UWC(世界联合学院)加拿大分校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提到,学校将会为她提供全额奖学金。


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女孩的反应不是欣喜若狂,而是充满怀疑,“这会不会是愚人节的一个笑话?”毕竟,作为世界知名的国际高中,UWC的竞争异常激烈,更遑论全额奖学金的录取方式了。


这个女孩叫做王新月,在考上UWC之前,她在上海城郊地区的马路边摆摊卖西瓜,再往前,她在上海市杨浦区的一所普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学习。在那里,她遇见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人——张轶超。


结缘:复旦学习如何改变女孩的命运


说起张轶超和王新月的相遇,时间要拉回到19年前。


2001年的张轶超还是一个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的青葱小伙。因为媒体的一篇有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让他萌发了接触这些人的想法。 


张轶超2002年摄于复旦大学


张轶超有一个爱好:养蚕。因此,时常会去复旦大学附近的江湾镇采桑叶。不同于现在的繁华,2001年的江湾镇是一片围着臭水沟的农民工聚居区。


在那里,张轶超看到了彼时住在臭水沟旁的,一个用木板和石棉瓦搭建的简陋的房子的王新月。



那次偶遇后,张轶超跟着王新月去了她所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回忆起走进那个学校,张轶超仍旧是满脸的痛心:用黑漆刷在墙上作为黑板;讲台上的粉笔盒里只能看见短小的粉笔头……


“老师说粉笔太贵了,我们都是去旁边的公立学校拣废弃的粉笔头用”,这是王新月当时告诉张轶超的。


这个场景让张轶超深受冲击,为了帮助这些孩子,张轶超和其他复旦的同学们自发组织,开始了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支教生活:为那些孩子募集书籍、体育用品和电脑;义务担任历史、地理、音乐等副课的课程老师,让那些求知若渴的孩子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


2002年3月,张轶超在其朋友的资助下,租下了位于国权北路久千公寓的一套三房两厅,作为农民工子女的一个课后可以学习和交流的地方,而后“久牵”这个名字就这么流传了下来。


图为“久牵”的孩子们


但即便如此,张轶超发现自己和同学的力量是薄弱的。对于像王新月这样的农名工的孩子来说,就算接受了来自社会的部分帮助乃至物质馈赠,但然后呢?


由于没有上海户籍,王新月无法在上海参加高考。初中毕业后,她在上海读了一个成人高中,又觉得读书没有意义,一度辍学在路边摆摊卖起了西瓜。


命运的分水岭发生于2009年。


那一年,有一位朋友告诉张轶超“你有没有想过让这些孩子去国外的国际学校读书?”张轶超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因为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无法支付起国际学校高额的学费。


朋友继而告诉他:他知道有这么一所国际学校(前文中的UWC)会为这些孩子提供全额奖学金,前提是他们足够优秀。


随即,张轶超在西瓜摊找到王新月,并把她带到“久牵”进行针对性地学习。


所幸,结果是振奋人心的。


2010年的4月1日,王新月如愿获得了UWC的录取通知书。两年后,王新月又获得了加拿大最好的大学之一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全额奖学金。


王新月是“久牵”第一个考上UWC的农民工子弟,但不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后,几乎每年都有一个“久牵”的孩子考进了UWC。


在媒体的报道中,大家称之为不可能的奇迹。


但张轶超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奇迹,他说,这件事情不仅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它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孩子身上。


当农二代和富二代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


除了“久牵”的创始人,张轶超在2002年~2005年之间还是是上海民办平和学校的一名老师,教授的是IB课程体系中的TOK部分。


2005年,张轶超曾经从平和辞职,全身心投入久牵的教育中。11年,上海民办平和学校再次返聘张轶超回到平和。


而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孩子,他们往往家境殷实,接受的教育固然也是前沿的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譬如:跨学科探究、PBL学习等等。而这些,是同样生活在上海这片天空下的“久牵”的孩子们,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所不可能遇见的。


在两个群体之间不断“游走”的张轶超忍不住想,当这两个群体的孩子在同一间教室上课会发生什么?


由此,张轶超想到让平和的孩子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久牵”的课堂。



如果说“久牵”的孩子因为张轶超遇见了国际化的教育理念,那么平和的孩子同样因为张轶超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切身体会感受到了多元化的视野。


对于平和的学生而言,他们与身边的同学并没有什么不同:出生在富足的家庭,未来希望进入一所国际名校,毕业后从事高薪体面的工作,维持或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


对于“久牵”的学生而言,他们与身边的农民工子弟同样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上海户籍的外来打工者的孩子。如果要高考只能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在上海就要放弃高考,重复走父母的道路。


因为张轶超,两个不同世界的孩子们产生了链接和交集,并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世界。并弥补了各自生命里所“遗缺”的那一部分。


有一次,张轶超让平和的孩子和“久牵”的孩子针对“外来人员子女的孩子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久牵”的孩子表示这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平和的孩子则认为:这是上海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必然结果。


双方的观点并没有问题,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但因为这一场辩论让这群孩子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并有了更为立体和厚重的知识累积。

讨论到最后,“久牵”的孩子不再一味埋怨政策的不公,而是学会了从政策、经济等维度分析并理解问题;平和的孩子也不再以冷冰冰的立场去陈诉自己的观点,而是学会了以更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农村孩子的立场和他们所身处的生活环境。


“教育就是希望让不同的个体认识到各自的不同,而后更宽容地站在更高的视野上去理解自身、理解人类”,在谈及这场“交流”经历时,张轶超在演讲中如此娓娓道来。


张轶超在“一席”上名为《教育的器量》的演讲



当然,创办“久牵” 的路并非没有坎坷。


最开始的困难来自于资金的匮乏。那时,张轶超在平和的薪水很低,对于“久牵”所需要的物资,张轶超的工资显得杯水车薪,但为了维持“久牵”的运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轶超只敢去吃便宜的沙县小吃。


“读书读傻了”,也是最开始部分人甚至身边最亲近的家人对他的评价。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一个复旦毕业的高材生,最后落魄到连一个高中毕业的人都不如。


所幸,张轶超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压力,将“久牵”从一个三室两厅的毛胚房发展到了现在的上海的4个中心以及安徽、云南、河南各一个中心,张轶超本人更是多次获得全人教育者提名,并是2017全人教育奖获奖者。


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自由地探索、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创造”这是“久牵”的校训,而在这短短的15个字背后承着轶超对当代教育的反思和警醒。


他曾和很多贵族学校的孩子对话,当问及他们的梦想时,他们的回答几乎千篇一律:考入世界名校或者藤校。而问及农名工的孩子时,他们的回答也如出一辙:考上大学。


这些都是父母乃至整个社会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价值观显得功利且冷冰冰。而他们的目标一旦实现后,往往又会被巨大的虚无所吞噬。而这并不是教育的意义和目的。


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去获得世俗意义的成功,而是去引导我们去探索自我,找到自我的价值”,在一席的演讲中,张轶超如此讲到。


谈及王新月为何会从那么多拥有漂亮履历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张轶超说是她的真诚和独特的经历打动了UWC的面试官。


CEO、律师、医生,当面试官问及候选者未来想要从事什么职业时,这是他收获到的最多的答案。而王新月的答案独特且让人感动,说她经历了农村落后的教育,了解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因此想在国外求学回国后,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中国,带给更多的农名工子弟的孩子。


这便是“久牵”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把一个曾经认为读书没有意义,宁愿辍学到街边摆摊的孩子,塑造成一个有智识、远见、也有温度和情怀的下一代。


在“久牵”,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还有一个男孩,他很自卑,因为妈妈是残疾人。但在“久牵”帮助和引导下,他找到了自己的自信和兴趣所在。因为喜欢烹饪,他接受了专业的授课,如今他在威斯汀大酒店做面包。


结语


翻看张轶超的履历,复旦硕士,上海知名国际学校的老师,“只因为在茫茫大地中多看了一眼”,就开始了近20年的支教生涯。这期间有5年的时间甚至于是全职在做这样一件事。


张轶超自己曾说过“如果不做久牵,(作为上海民办平和学校的老师)可能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只能说,你看我这个学生进了世界排名多少的学校,我也就成为这样的老师了。但是做了久牵之后,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开始意识到要让一个人成才成功,其实最重要的恐怕不是说,他将来能进排名多少的大学,而是他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


“久牵”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久牵的使命不是给这个群体贴上一块迪士尼的卡通创可贴,用那么一点可爱与善心来装点这个世界。久牵的真正使命在于,满足这样一些心灵对知识的渴望,帮助他们获得实现自我的信心与能力。”




素材来源:


《张轶超:拥抱现实的坚定理想主义者 》“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作者;秦红宇

《打工子弟出国上名校,这是个奇迹吗?》Vista看天下,作者:王霜霜

《“全人教育奖”得主张轶超:为流动儿童圆梦,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中国教师报,作者:褚清源  

《十年坚持,支教不懈。“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办者张轶超——“放牛班班长”有爱有愁》新民晚报

《一方面我接触大量随迁子女,另一方面我在一个贵族学校教书》 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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